会客厅丨潘知常：物质该退场了，爱、美和信仰的时代即将来临

From: miss半城半城会 2019-08-29

永慕庐论坛半城大话——潘知常

时长：34:01分

潘知常教授在半城永慕庐发表了题为【到信仰之路——关于中国文化的“信仰困局”】的主题演讲，他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南京大学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，澳门电影电视传媒大学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，著名美学家、著名红学家（《红楼梦》）、著名战略咨询与策划专家。以下是在朋友圈广为流传的此次演讲中潘知常教授的经典语录。

1. 物质该退场了，爱、美和信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

2. 前三十年国家追求GDP、个人追求、财务自由，后三十年中国要建立重塑文化，建立信仰，个人要寻找诗歌和远方。

3. 优雅讲究的女生，必须有家世有家学，母亲不世故。

4. 一个互害的社会，人人不安，只能靠长城、铁门和防盗网。

5. 我们可以拒绝宗教，但不能拒绝宗教精神；我们可以拒绝信教，但不能拒绝信仰；我们可以拒绝神，但不能拒绝神性。

6. 自由是不可让渡的，没有西方和东方的区别也不要主义之争，人类社会就两种：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。

7. 从封闭到开放，从奴役到自由，从特权到正义，这就是文明的进程。

潘知常教授在永慕庐讲演现场

潘知常：物质该退场了，爱、美和信仰的时代即将来临

Miss 半城

近一百年中，中国在享受后发劣势。因为中国的“五四”做对了两件事——引进了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，却延误了一件事——没有引进信仰。从表面看，西方的现代进程是借助于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这一精神杠杆撬动了地球，但那只是因为这个精神杠杆太长，以至人们只看到了它触及地球的一端，但是却忽视了在遥不可见的手柄另一端，赫然铭刻着“信仰”二字！

二十世纪初，蔡元培提出“以美育代宗教”，陈独秀提出“以科学代宗教”，梁漱溟提出“以伦理代宗教”，冯友兰提出“以哲学代宗教”，孙中山提出“以主义代宗教”（以意识形态代宗教，以革命代宗教）。他们给中国选择的路都含“代宗教”三字，最后成功的是“以主义代宗教”。梁漱溟先生说：“主义加团体，也就是以主义代宗教和以团体新生活取代伦理旧组织，是百年中国所完成的两件大事。宗教问题，是中西文化的分界线。”

正如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的铭文所言：“我看到昨天，我知道明天。”要看到中国的未来，就要知道世界和中国的昨天。

讲演现场

我知道世界的昨天

《全球通史》从长镜头的角度观察变幻莫测的人类历史，发现十七世纪以来，世界地图急剧变化：大清帝国的GDP一度领先于全世界，后来却一蹶不振；俄罗斯帝国曾经不可一世，最终难逃覆灭命运；横空出世的前苏联，现在却灰飞烟灭；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，曾经雄霸欧亚非，如今却踪迹全无；英国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岛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不列颠大帝国，又在二十世纪缩回本国沦为二流强国；美国后排末座的身份，却并未影响到它后来者居上，至今仍是全世界的带头大哥；德国、日本一度成为二十世纪的法西斯匪徒，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罪行，后来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；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亚非那些前殖民地国家，它们左拼右突，却还大多没有走出贫困的泥沼。

在历史学界，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节点。《全球通史》提到，在1500年，如果有一位火星观察者，一定会认为穆斯林帝国胜，或者起码是中国胜。但是，最后却是欧洲胜出。

这一幕幕兴衰沉浮的背后，究竟存在着怎么样的规律？

讲演现场

很长时间内，我们把这都泛泛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“民主政治”或者“市场经济”。然而，现在回头来看，在这些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“什么”起来的东西，而且，也正是这个先“什么”起来的东西，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终将衰落。

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认为，西方后来者居上的原因是航海大发现，而航海大发现的动机是传教。探险者到了文明不开化的地区都会先说：“我是基督徒某某”。西方现代社会崛起的共同特征就在于：这些国家与民族往往都是“先基督教起来”的国家与民族。

遗憾的是，我们在谈及西方的现代化问题时，往往以欧洲来代替现代化意义上的“西方”，而没有考虑到是否已经“先基督教起来”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事实上，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意义上的“西方”，只是地域上很小的三个国家，荷兰（革新教、自由新教和路德教等新教派别）、英国、美国。荷兰、英国是第一代的西方，第二代的西方则是在英国影响之下的美国。而在它们背后支撑着的，都是基督教。至于其它的欧洲国家，例如法国与意大利，甚至俄罗斯，在他们背后支撑着的都不是基督教（法国稍微复杂一些），因此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第一阵容。显然，并不是任何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先驱，而仅仅是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先驱。

“欧洲的奇迹”：

第一代帝国：英国、荷兰（人口仅仅占2%，却战胜并影响了98%的人口）

第二代帝国：美国（80％农业人口，南北战争后25年，1890年就成为第一工业大国）

第三代帝国：亚洲四小龙（新加坡、香港受英美影响，台湾、韩国受日本影响）

所谓的西方，其实就是客观化、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。所谓“西方”，在本质上也就是基督教的西方。

历史的铁律就是这样无情！“先基督教起来”的英国，在鼎盛时期号称“日不落帝国”，在西方影响了美国，在东方影响了日本。后来的所谓“亚洲四小龙”，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响，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辐射，总之都是跟“先基督教起来”有关。可见，真正影响了世界的，也是“先基督教起来”的国家。

潘知常教授在讲演现场

我知道中国的昨天

与公元1500年以后的西方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中华古老帝国的逐渐衰落。公元1500年以后，西方国家全面赶超了中国。我们看到，1830年，欧洲的GDP全面赶超中国，1865年，英国一国的GDP也赶超了中国，到了1900年，美国不仅仅赶超了中国，而且赶超了英国。

这五百年，中国从过去的领先变为落后，最后，更远远地被甩在了世界的身后。

在中国，确实出现过所谓的崛起，但是，其结果却每每一“蹶”不振；在中国，也出现过“盛世”，但是更多的却是改朝换代、家破人亡。

现场书友认真聆听

《三国演义》中写的“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不是世界规律，是中国特点。中国的历史好看，就是因为在“分合”上做足了文章；国家无进步，也是因为只在这里做文章。中国的历史现场，就是一个巨大的“拆迁”工地。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修了长城、唯一输了游牧民族的国家，却没有属于自己精神的万里长城。在这个互害的社会，人人不安，只能靠长城、铁门和防盗网。

中国是瓷器之国。瓷器的硬度不比钢铁差，但其分子结构能力差，因而很“脆”。《绿野仙踪》中有一个“脆弱的瓷器之城”，多萝西感叹，“它们实在太脆弱了”。没有爱的中国，就是一个脆弱之国。《红楼梦》告诉我们：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曹雪芹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爱起来。

在原始儒家，“上帝死了”；在原始儒家之后，中华民族的“生命共同体”死了，没有力量去限制专制君主与人性。中国文化失败了，但我们现在去反思它的失败，是为了再给我们的文明一次机会。

讲演现场

“轴心时代”（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）：走出“得乐园”进入“失乐园”的过程

西方：有信仰的进入；断裂性的进入

神问、信仰维度之问、忧生之问、爱之问、终极关怀之问

中国：无信仰的进入；连续性的进入

人问、现实维度之问、忧世之问、仁爱之问、现实关怀之问

中国的真正问题在于：真正的信仰在中国从来就没有，没有达到自由宗教的原因是不需要。不但宗教没有到位，中国的哲学与美学也没有到位，没有成为“无神的信仰”，例如禅宗。因此，在中国始终没有去鼓励一部分人先“信仰”起来，即先“自由”起来、先去关注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尊严与权利起来。终极关怀，所谓对于自由的关怀，在中国也就始终都是缺席的。

“实用宗教”：

中国是“祭神如神在”，“圣人以神道设教”。

中国的宗教是“吃教”。（鲁迅）

中国没有时间、没有历史。（黑格尔）

伪信仰，以现实关怀（忠、孝、节、义、廉、耻、恕仁之类具体道德标准）来僭代终极关怀。

梁武帝萧衍、清顺治帝都因为佛而酿成政治悲剧，说明佛教与政治无正效应。

信仰当然不是万能的。但是在中国，没有信仰却又是万万不能的。

我看见中国的未来

让一部分人先“什么”起来，涉及到的是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。先信仰起来，则是公元1500年以来东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个共同规律。在叙述了史实之后，就有必要回答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先信仰起来？

斯特伦认为，宗教是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。所谓根本转换，是指人们从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（罪过、无知）中，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的层次上，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。这种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。

宗教实际催生了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在教会形态下的由神职人员构成的宗教，一个是没有教会也没有神职人员的宗教精神。我们可以拒绝宗教，但是不能拒绝宗教精神；我们可以拒绝信教，但是不能拒绝信仰；我们可以拒绝神，但是不能拒绝神性。

讲演现场

基督教得以成功的内在奥秘在于，它是“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”，它成功地禀赋了“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”，而它所实现的，则是“根本转换”与“领悟无限”。我们可以拒绝基督教，但是，我们无法拒绝“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”，无法拒绝“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”，无法拒绝“根本转换”与“领悟无限”。

在无神的时代，从“有神”的信仰到“无神”的信仰，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转换。

何谓“信仰”？信仰是终极关怀，是对于自由的关怀。信仰高于宗教，宗教只是信仰的载体。马克思说：“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。”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尊严、权利，过去是借助上帝来变相呵护的，现在可以直接由人自己来出面呵护。

宗教并不永恒，但是，信仰永恒。

我们不应该区分东方与西方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，而应该去区分自由与安全、文明与野蛮。自由是不可让渡的，没有西方和东方的区别也不要主义之争，人类社会就两种——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。从封闭到开放，从奴役到自由，从特权到正义，这就是文明的进程。

当今之世，总结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血的教训，最基本的当务之急有二：第一，权力困局。必须找到一条道路，以便成功地把“权力”这只野兽关进牢笼；第二，人性困局。必须找到一条道路，以便成功地把“人性”这只野兽关进牢笼。对于前者，我们只能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来渐进地逼近目标；对于后者，我们则只能通过建构信仰的终极关怀来渐进地逼近目标。

中华民族的到信仰之路，也就是到自由之路。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尊严、权利，在中国应该成为立国之本、民族之根。

前三十年国家追求GDP、个人追求、财务自由，后三十年中国要建立重塑文化，建立信仰，个人要寻找诗歌和远方。

生当这个时代，吾生有事！物质该退场了，爱、美和信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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